导致差距的症结并非秘密：在企业，退休金按照其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计发；而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据其工龄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资计发。

　　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市社保局官员称，制度层面的改革，“待国家政策明确后，我们会积极研究”，目前只能坚持执行国家的调整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国各地已陆续出台新一轮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这是国家继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三年调整后的再度延续，调整年限将至２０１０年。

　　老人们终于有了盼头——ＣＰＩ的飞速上涨，已让那些领着微薄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捉襟见肘。更让他们心理不平衡的是，横跨在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数字鸿沟”，尤其是那些曾“挑大梁”的企业高级技术人员。上海、江苏徐州、河北邯郸等地的退休高工，曾为此发出公开信，千人签名，呼吁解决“企业高工的退休待遇，不如机关司机和门卫”的现象。他们中，不乏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部委先进工作者、省市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以及省、市政协委员，无一不具有副高以上技术职称。“在职时候要讲效率，二次分配就要讲公平。退休之后应该是国民待遇，现在为什么搞‘一国两制’？”一位老人说。

　　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的心酸

　　这并非夸大其词。２００７年年初，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６２岁的前上海政协委员吕胜美的养老金为２００６元，这已算同级别高工中的中上水平。而记者调查显示，上海某民主党派机关普通司机的退休费为２５５０元。两者相差５４４元。

　　广东某市企业高工叶其寿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７月（三年调整后），当地部分企业副高职称的退休专家养老金最低约为９３０元，仅相当于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清洁工的一半。

　　若不论司机、清洁工，这一水平只及机关事业单位同等职称人员的１／３甚至更少。而那些“强势”机关人员的退休待遇可能更高——这包括不菲的共享费（顾名思义，共享经济发展之实惠）、书报杂志费、体检费以及旅游疗养等种种补贴。

　　在上海呼吁者提供的《上海国有企业退休高工养老待遇》列表中，记者发现：２００５年初，这些来自上海８５家国有企业的４６７名退休高工，养老金水平维持在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在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比如山西、安徽，还远远不如上海，当时的水平甚至只有六七百元。山西高工车兆国回忆，２００５年，三年调整方案之前，他的退休金为７００余元，连机关事业单位普通人员退休金的零头都不如。

　　自２００５年始，各地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逐年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每次每月数十元额度的增长，仍未能有效改善企业退休人员的境遇。

　　这影响着退休高工们的生活。一位省级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２００７年最新的养老金为每月１５００余元，但她每月仅治疗癌症就要花掉医药费近千元，不得已改服便宜的中药；原上海第一冷冻机厂一位高工——全国公认的空调行业权威，８０岁高龄还被迫打翻译零工补贴家用。而上海市政协委员孙安民告诉记者，他的老师——一位为当地做过巨大贡献的高级专家，因养老金微薄，出门看病都要选坐１元无空调的公交车。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退休待遇，还表现在诸多方面。譬如退休人员去世后，依照２００６年丧葬抚恤标准，上海企业是补发两个月企业平均工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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